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10-05 13:13:26 / 个人分类：转帖
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发言纪要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中国需要不需要外资？一种判断是，中国现在外资存量已经6000多亿了，外汇储备快9000亿了，今年有可能上万亿，现在中国不需要外资了。如果不需要外资了，那么两税合一不会成为问题。第二，怎么看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比如垄断也好，技术外溢效应不强也好，这些方面我不想争论。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包括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也好，对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技术水平提高也好。大家看得很清楚，开放以来，凡是比较开放的部门都发展得比较快，比如家电、汽车是最典型的，我这有大量的数据。 第三，如果我们还需要外资，我们人均1000多美元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不靠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如果命题是我们需要外资，也不需要优惠政策把外资吸引进来，两税合一等政策可以实行。目前中国还是需要外资的，因为外资不仅带来技术，关键是给中国引进了市场经济，这个靠国企很难做到。没有这种外部推动力，中国市场经济形成是相当困难的。现在两税合一据说已经提上立法议程了，最快可能明年能通过。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我希望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实际上现在外资所谓两税不合一，一个是特区，一个是开发区，所得税有15%、24%和33%的差别。就是说，在理论上，在全国的其他地区，两税已经合一了。部分地方政府有可能给予外资种种优惠，但理论上两税不合一的地方只是在特区和开发区，这是一个不很大的比重，区域上也不大。在两税基本合一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一些产业和一些部门，比如高新技术产业，是不是还要给一些优惠政策？优惠措施不一定体现在所得税上，比如进口关税等等。在所得税上也有区别对待的问题，比如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同样的条件，西部能吸引外资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不需要都可以取消。我的意思是，在两税合一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对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或者国家优先发展的区域给一定的政策倾斜。如果全部取消了，恐怕有问题。因为现在外资的竞争相当激烈，周边国家、转型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家、美国等，对外资也是优惠的。美国最典型，在一些比较贫困的州，吸引来的外资如果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就会在州的所得税方面得到一定的优惠。 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中国需要不需要外资？第二，没有优惠政策就能把外资吸引进来？我们的投资环境能跟欧洲比吗？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中国需要外资，而且中国没有优惠政策恐怕很难吸引到外资。张曙光教授的回应： 刚才李雨时讲了关于所得税统一的问题，我不同意他的意见。第一个问题，中国目前还需要不需要外资？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需要。第二个问题，没有优惠，外资来不来？我说肯定会来。为什么呢？外资现在是争先恐后抢滩中国，优惠的问题并不是人家来的主要原因，如果因为担心外资不来而反对所得税统一，我认为恐怕对中国的形势估计是错误的。我觉得第三个问题倒是重要的，即现在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弊还是利，也就是弊大还是利大？这是很清楚的。现在这样一个政策造成的扭曲，市场的扭曲，政府行为的扭曲，以至于其他人行为的扭曲，现在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刚才大家讲的政府观念转变将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积极地推进所得税的统一。
陆学艺：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 我讲农村问题，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那么大，变成“重中之重”，就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农村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改革一直争论不下，后来干脆不争论了，一直拖下来了，所以农村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 现在到了解决农村问题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实际上按户口来算还是9亿农民，还是占总人口的70%多，统计局把一亿两千万的农民工和家属统计到城里来。现在来看，我认为主要矛盾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第二是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协调。这两个矛盾是主要的，而且是交叉的。现在城乡不协调，城乡关系不正常、不合理是主要矛盾。社会上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70%都跟这有关，比如内需不足、农民工问题、矿难事件死的都是农民，包括教育的不平衡问题，还有医疗问题，主要都是涉及农民的问题。我觉得这次“十一五”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重点，说明已经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讲扩大农村内需，已经讲了10年了，而越讲扩大农村内需，农村在消费中的份额年年在降，现在已降到1/3了。在中南海开会时，我们搞农村问题研究的提出，农村真正建设了，扩大内需的问题就解决了。另外，现在上访、群体事件大量增加，总体来说，社会不安的因素增加比经济速度要快（群体事件增加速度是每年递增17%）。现在不要看社会治安的统计表，你得看楼房外面的铁栅栏，就知道这个地方的治安状况，一楼有是正常的，二楼、三楼有就有问题，四楼、五楼有就相当严重了。我去一个城市看到，有一座楼，楼顶上的阳台都封闭起来了，不用问你出去小心点就是了。另外电视里经常播“盼盼防盗门”等广告，这种广告多了，也表明社会不安定。
这个事情跟农村有非常大的关系。所谓贫富差距拉大，现在除了城里几千万下岗职工以外，主要还是城乡差距拉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就可大部分解决了。现在也到了可以解决的时候了，这几年中央已经做了一些决定，比如免农业税。另外，理论上也提出来现在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真正算个帐，我们现在还是从农村拿得多。不说别的，每年从农村拿300万亩地，每亩平均五六万块钱拿来，几百万卖出去。上海、北京有几千亿的基本建设的钱从哪里来的？现在财政支出每年只有3000多亿给农村，光是土地来的，就是好几千亿，这是国土资源部的材料。全国有1.2亿农民工，农民工的收入和城里面的收入一个月差500块钱，1.2亿的农民工就差7200亿。现在领导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而且也做了一些基础性工作。比如免农业税，当然着也引出很多问题，但是农业税只有了三四百亿，它的效果，主要是政治效果，农村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好多了。“十一五”计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认为新农村建设这个问题，不是光那五句话，光靠那五句话不行，那是一个目标，到底怎么做？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回顾历史，建国57年来，凡是农民拥护的都是成功的，调查农民的积极性，土改、联产承包责任制、现在的税费改革等，农民要干的事都干成了。凡是损害农民利益的事情，怎么推也没用，统购统销、合作化、学大寨、这几年的粮食改革，如果违背了农民的利益，肯定办不成，肯定就要失败。如果我们不通过改革，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农民当家作主来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觉得又会变成口号，甚至会引出一些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户口制度是1958年定的，到现在就是不改。农民工的问题很简单，就把“农民”那两个字去掉就解决了，但就是去不掉。1985年讨论农村第二步改革，嚷了几年没有动，到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农村说到底，就是搞了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也不完善，还需要改。土地制度不改，农民的土地你买了，你得到收益，天下哪有这样的美事？农民的地卖了，各级政府都分钱，这能保护住土地吗？所以，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农民站在一起，要保护农民的命根子，但没有保护好，中央三令五申也没有用。如果把保护土地的权利交给农民，就能保护起来。另外，财税体制的改革问题。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当然有好的一面，保护了大局。但是在县乡村三级出现了财政窟窿，我估计现在接近一万亿了。现在我们不少人骂县乡干部、农村干部，我们下乡去发现，他们实在是代人受过，哪个公务员要自己去敛钱发工资？免税以后他们的日子更难过。现在农村有一句话，说现在是“三要”干部变“一要”干部，即原来是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现在钱、粮都不要了，计划生育也好一点了。我到四川一个乡镇去调查，财政转移支付一年只给15万块钱办公费，怎么运转？就只能向农村要地了。现在农村的尖锐矛盾就是占地的矛盾。 所以，这些基本的制度不改，就不好办了。现在利益已经多元化了，国家要推行这个制度，从去年五中全会公报发布以后，各地的干部积极性都很高，而且都在搞规划、培练干部等。但听听农民的反映就不一样了，比如我是茂南人，回去听到的是，什么时候拆我们村的房子？什么时候占我们家的地？现在这些规划就是这样的。因为这几年地不准动了，现在有了这个，那就可以规划了。新华社18日发了一个通稿，有一个江苏省建设厅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讲到江苏省有4000万农民、10万平方公里土地，24万个自然村，将来要归并到4万个村。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常熟市一个市100万的农村人口，5000-6000个村，他们要归并为125个村，那还是农村吗？但这样归并可以省出10万亩地，10万亩地在茂南就值几千亿？现在最怕的就是“刮风”，修马路、造房子、建新村。不光是建不起来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对农民又是一种新的剥夺。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改革。改革不进行下去，不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民不是自己积极来干，肯定干不好。如果让干部干，就会一团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当家作主。
张晓山：当前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工问题 我谈谈农村土地问题和农民工问题。2005年改革年最后变成了改革反思年，2005年大的改革举动恐怕是乏善可陈的。但是，2005年农村改革迈的步伐比较大，关键的是取消了农业税。取消农业税所解决的问题没有它引发和凸显的问题多，但是这是一个好事。取消农业税，一下子把很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而且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使我们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和宏观体制的改革。所以，现在中央讲要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配套改革，“十一五”规划建议里也提出要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的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无论是乡镇机构的改革和县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涉及到宏观经济政治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而且涉及到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农村的深化改革又遇到和整个宏观改革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下一步农村改革能否进一步深入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制约因素。 我下面先讲一下农村土地问题。去年的改革论坛对农村土地问题有过专门的讨论，论坛上讲过的我今天就不讲了。通过税费改革，中西部地区、落后地区，农业大省和农业集中的产区，农业税取消之后，相应的财力的拮据，使各个利益相关方更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无论是农户、村、社、地方政府，各方面都把眼光盯着老百姓的地，改变土地用途，借地生财，这是很多地方试图走出财政困境的手段。这方面的行为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很大的隐患。从2005年来看，很多地方的农民群体的冲突问题，60%多集中在土地问题上，关键是征地问题上，围绕土地出让金分配上的冲突，有的已酿成了恶性事件，这样势必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不安。 2005年引起人们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广东省的举措，2005年11月发布了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该办法对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有很多新的突破。《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当然，兴办乡镇企业，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等等除外，土地管理法里有些条文有一定弹性，但是怎么理解。现在广东出台的法规和以前国土资源部搞的试点等等，实际上是在农村土地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实现形式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关于土地出让金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包括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市场流转问题。一号文件讲的关于土地出让金一部分用于农村农业土地的开发、管理和监督。另外一个是加快征地制度改革，这在2006年的1号文件中都讲了。在这方面文件里有了体现，实践中也有一些探索，包括广东南海以及安徽芜湖等一些地方。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农地转成非农用地时对农民的剥夺，农地转成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基本由地方政府和企业瓜分了，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然后农民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地增值收益当中没有享受到应有的份额，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观点。对这个问题，国土资源部的领导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认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增值收益归于国家，用于社会，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原则。 但是，国家、社会本身是比较虚的，增值收益到底归了谁？公共利益怎么界定，公共利益背后谁代表公共利益，这里面往往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实际上讲国家和社会，最后在一些情况下都落实到部门和集团。所谓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的土地开发有一些最后真正得到收益的是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所以，农民讲的很清楚，国家要征地，建高速公路，我们以很低的价格把土地给了国家，开发之后最后到了公司手里，成了公司自己的利益。所以，农民就不干了，觉得在这方面吃亏了。现在的一些情况是，以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为名，实际上行的是既得利益集团之实，这个问题导致了现在很多的冲突。 第二，关于增值收益。目前我看到的很多这方面的观点，没有说所有的增值收益都归农民，只是说在增值收益中应该给农民合理补偿，包括给农民社会保障，没有土地后新的生产资料和就业机会，给农民生存权、发展权，这方面谈的比较多。并不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全部留给农民，而且留给哪一部分农民，不可能把土地增值收益都留给当时成交土地的农民，使他们暴富，成为食利者阶层，这也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和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 第三，就是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土地一级市场，很多学者都在呼吁这个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能够进入土地一级市场，使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级差收益。实际上也就是要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中，禁止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条款，制订规范农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法律，这是学界的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是国土资源部讲的，应该由政府垄断城镇土地一级市场，认为有它的合理性，如果没有垄断，就不可能控制投放数量，也不可能产生租金，也就不可能有偿使用。单个农户不可能垄断土地市场，如果政府不能严格控制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数量，土地势必贱买，不仅不能筹集城镇建设的资金，而且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所以这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垄断是为了产生租金，有偿使用，最后能够保证土地增值收益。如果不垄断土地，就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政府的垄断产生的垄断收益到底归谁？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农民的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谁来代表集体？显然不是一个单个的农民进入，而是一个集体的问题。所以，涉及到理论和现实的问题，宪法讲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谁是集体，谁代表集体行使权利，集体对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集体，都是讲干部。所以，温家宝总理讲，不要让集体经济成为干部经济。谁是集体的代表，这是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提出问题，说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一个是集体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还有就是农民种地的时候，这个集体的所有权怎么行使？怎么体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就是地租，就是集体能向农民收地租，但是集体是由农民组成，农民自己向自己收地租。如果作为集体的代表，是否可以把一部分地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没有承包费了，三提五统都没有了，村里的公益事业靠谁？怎么搞？是不是能收取地租？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独特的，其他国家土地或者是国有或者是私有，对集体所有怎么实现，这里涉及到很多理论和实际的操作问题，包括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是能够进入一级市场？谁来运作。另外，农民自己种地的时候，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怎么体现，我们现在讲的更多的是保护农民的承包经营权，但是集体的所有权怎么体现，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第二，关于城市化和农民工的问题。刚才一些同志也都讲到农民问题和农民工问题，讲到城市问题已经到了谷底了，以后将好转了，但是现在农民工又进来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又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联系在一起，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各方面的热点，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典型的意见认为新农村建设反映的思路是城乡割裂，城市人率先现代化，农村人就地城市化，所以，有的观点认为新农村建设不是从农村做起，而是从城市做起。头20年要在城市解决体制问题，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留的住不再回去的问题，所以，建设新农村的主战场在城市，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解决，需要先把城市的空间改造为开放的结构，把竞争门槛降低，让农民进得来，住得下，再来谈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观点。这个观点涉及到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城市化，涉及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福利等等问题。 这里有几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原来讲注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但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初次分配扭曲程度比较高，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影响初次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劳动者原始收入占的份额，比如在2004年之前，农民工和城市职工的工资，一年相差将近一万块钱，1978年到2004年城镇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从年均615元提高到16024多元，但是农民工的工资一般是5000到6000元。比如在深圳，农民工经常说20年前自己挣多少工资，现在儿子还是挣这么多工资，虽然整个ＧＤＰ增长了，但是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涨，如果把两者工作难易程度都考虑到，每年低价的农民工也为城市贡献了将近5000多亿的资本，他们本来可以用这部分钱补贴农村家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这就涉及到初次分配是不是扭曲的问题。这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不能说劳动力价格扭曲，因为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这是公平的。二是认为很多欠薪、讨薪事件，农民工跳楼的问题，是由于法律供给不足，不能说市场扭曲。因为有法律不执行，尽管有这么多的问题，还有这么多人来，农民工说我没有什么本事，只能干这个活，只能拿这么低的工资。因为这是市场规律。三是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低工资结构有关，如果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势必削弱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对以上观点，我认为，一是初次分配的扭曲和市场的扭曲是两回事，因为在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的原始收入包括三部分：劳动者收入；福利基金；津贴和补贴等其他收入。工资是按照市场决定的，但是农民工的社会福利，包括劳动条件、生活待遇这些方面很多都是处于被挤压的状态。所以应该从这方面理解初次分配的扭曲。农民工没有基本的保障，如果农民工伤残了就必须回家，成为农村的负担。所以，初次分配的扭曲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二是初次分配的扭曲来自于二元结构，和由行政管理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决定的政府功能的错误定位，这里是权力和资本的结盟，官商的结合，包括山西煤矿等等，看得很清楚。结果农民工在有些情况下走入极端，产生一些恶性的事件或者极端过激的抗争，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另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战场在城市。我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农民工待遇问题，有两方面要做，社会福利问题，劳动条件问题，这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是工资的问题，还是由供求决定的。供求决定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素质问题。现在农民工从无限供给转到有限供给，但是相对稀缺的是哪部分人？是素质比较高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技术工人。岁数大、文化低的非熟练工人很多。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对称，原因就是劳动力素质低下，而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一个改进素质，提升人力资本，使自身的能力得到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其根源是农村的整个社会事业各方面发展滞后。这又涉及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涉及到公共事业、社会事业更多的向农村倾斜的问题。只有在农村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农民工的素质提高，才能真正使农民工自身的工资待遇提高，相应的他们才支付得起在城市定居的成本，使这部分边缘性的亚城市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这样才是真正的城市化。所以，主战场在城市，而不在农村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和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彼此是良性的互动的关系。
张春霖、张维迎谈教育改革 张春霖： 我就的教育的话题，简单地谈两点具体的意见。 第一，和医疗卫生的情况一样，教育领域现在存在的问题能不能归结为市场化过度？现在确实有这样的议论。当然，在教育行业大家都说“教育产业化”，罪魁祸首是教育产业化。但是什么是教育产业化？很多人都解释成了市场化。我还是强调一点，如果我们就教育谈教育，这个事不是太重要，叫什么名字、贴什么标签不重要。但是在反思改革、质疑改革的背景下，叫什么名词还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教育方面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育付费的责任，政府推给了个人，推给了私人，所以老百姓上不起学了；第二个问题是学校的盈利动机太强烈，学校办成了企业，就想赚钱。基本是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能不能叫市场化或者是市场机制太多了？政府把付费的责任推给了私人，这个问题不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所以，政府和市场相对应的时候，讲的一定是资源配置。如果讲到资源配置，政府不到位，肯定是市场很多了，政府干预太多了，一定是市场不到位。但是，讲到付费责任的时候，政府的对立面不是市场，是私人。用西方人的话讲就是public-private divide(公私分界)，就是培养一个学生教育总成本是5000块钱，公家承担多少，私人承担多少。不是政府多一点、市场少一点的问题，而是政府多一点、私人少一点还是政府少一点、私人多一点的问题。所以，教育的问题不是引入市场太多，是政府推卸了责任。那么，学校想赚钱，盈利动机过分强烈，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引入了市场机制？我们可以看一下学校为什么有盈利动机？过去我们的国有企业不想赚钱，我们想办法让他们想赚钱，费了很大的劲。而现在学校校长、老师都像私人企业一样想赚钱，为什么？因为赚了钱以后大家可以分，学校的老师、校长，甚至教育局的领导、干部，都可以分到。实质是把学校变成了一个盈利性的股份公司，凡是这些能够分得到钱的人实际上成了股东——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成为股东了，有剩余索取权，但是他们没有投资，所以是拿干股的股东。这是公共管理制度严重混乱的一种现象，这和引入市场机制毫无关系，不是什么市场机制，说的严重一点是一种腐败机制。所以，这两个事情都和市场机制沾不上边，但是现在都说教育产业化就是市场化。其中有人是有意的，因为如果说成是市场化以后，下一步就可以说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失败了，教育失败了，卫生失败了，整个市场化失败了，真实的含义在这个地方。所以，用这两个词还是要斟酌。 第二，教育和医疗卫生一样，我个人认为，整个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付费机制。教育的付费机制问题比较简单，义务教育的付费机制的问题其实就是公共预算的问题，或者说的绝对一点，我们中国到现在应该说还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预算机制，公共预算制度。义务教育的问题就这么简单。 非义务教育的问题，相对来说复杂一点。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国内我所接触的一些专家对学生贷款的机制重视程度不够。原因是这几年我们搞助学贷款问题很多，可以说很糟糕，大家都觉得不行。所以，这样导致了一些专家把脑子封闭起来，助学贷款事别提了，搞的一塌糊涂。但实际上，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学生贷款发展的潜力非常大，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有很多的机制创新。比如说学生贷款证券化之后在市场上运作，通过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非义务教育中低收入阶层的孩子上不起学的问题。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曾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公司的领导能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往哪走，你就会拼命的提意见，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公司不是这样，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得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意见越多，他越没有信心。之所以打这个比方，我觉得改革领导力很重要。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大体往哪走，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样做会出什么问题，那样做会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讨论的问题，包括医疗、教育暴露的这些问题，尽管一方面使政府难堪，另外一方面其实一些政府部门很高兴，因为是他们抓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导致的，政府部门最高兴。原来我们看一点曙光，现在又用一块布遮起来了，这是比较危险的事。 另外，我附和李罗力上午讲的问题。几年前我就讲过，80年代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体改委。因为体改委在计划经济下没有独立利益，所以拼命的要改革，成为一个和其它部门抗衡的力量。其它部门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体改委都可以专门有一套人马在研究，领导人召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出点道道来。现在体改委没了以后，就是每个部门攫取自己权利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要有一个总体改革就很难了，这是很危险的。我也主张，如果真是要有一个改革的领导力，就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班子专门在规划。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把改革的机构撤掉了，问题当然会很多。而且最后人家骂，回过头来责怪的还是你，看你当时搞成什么样子。 回到教育的问题，我想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分开大家肯定同意，我现在要谈的是，我们始终别忘了一点，我们今天面临的教育问题，已经不是个封闭国家的教育问题，而是全球化情况下的教育问题。以大学为例，大学好多专业的教师市场开始全球化了。我们商学院感觉最深，即使在国内，李嘉诚办了商学院，欧洲办了商学院，然后哈佛等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跑到中国来办，我们还要不要有中国的大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大学有很多种模式，有一种模式是OEM，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邮电大学都在做OEM。很简单，外国大学来了，你帮助招人，国内学2年，国外学1年，叫做用2+1，然后就可以维持自己的大学了。我们自己的大学管得很死，没有办法，这样很可能最后都变成OEM。现在大量的商学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现在中国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国有企业80年代面临的问题，只是大学死起来比较难，由于教育的特点，使它活起来难，死起来也难，没有几十年是死不掉的。 我们再看我们的学生都是全球化的，很多的研究生没有必要非在国内上大学。现在我们一年的教育经费流失几百亿，过去上研究生出去，现在是大学、高中生好多都出去了，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关起门来做，我们就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教师待遇就这样，那么好的老师都跑了，好的学生不到这来了。我想，用不了10年，英国前300所最好的中学，基本被中国人占据了。所以，我们不能关起门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另外就是中国要不要有一点像样的大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现在一批评大学就是大学变成赚钱机构，腐败了，教师的心黑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几年前都说提高教师的待遇，义务教育国家没有给钱怎么办？大学也是这样。像北大，一个大学生25000元的成本，政府给拨款6000元钱，学费5000元，其他的钱哪来？这是很简单的算术问题。站在大学外部的人批评大学，但大学里边的人的酸甜苦辣谁知道？我们的校长们一会儿跑到新加坡，一会儿跑到泰国，干什么？给人家叩头要钱啊，没钱怎么办啊。我所知道的好的大学，并没有谁想去赚钱。我们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光从海外引进的博士学位人才50多个，我们怎么去吸引人？没有一定的待遇不行。真正好的大学，所有的经费一定是用来想办法把这个大学做的更好。我们现在海外招来的人有特殊待遇，比我们原来教员的待遇高得多，没有办法，否则人家不来。对原来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牺牲。真正要办好大学，是需要很大的牺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定要从更大的决策层面上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我们有没有竞争力？欧洲的大学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美国把它击跨了。过去是美国人去欧洲留学，现在欧洲人跑到美国留学，为什么？教育体制不行。 再就是提几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保证给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但是绝不能不让私人办中学、小学，人家办得好可以呀。而且大家也不要认为私人办的中学就是拼命收钱，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中学特别注意把贫困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吸引到自己学校，而且是免费的，而且上大学还要提供助学金，因为他们在乎这个学校整体的声誉。所以，我们义务教育国家应该保证，但不能卡住不让私人办学校，大学更是如此。我们现在搞的大学不能让私人自由进来，我说的私人不是盈利的，我可以保证，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大学绝对不会成为一流大学。现在网络大学可以做这些，培训班可以做这些，大学分工比较细，越靠近应用的东西，很多被咨询公司、公司大学做了，真正好的大学靠盈利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再过10年之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常，中国出现一批有钱的人愿意投资学校，投资学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名。即使企业办得好，但是30年、50年可能就没有了，只有大学是长生不老的，所以，国外很多人愿意把钱捐给大学。捐给大学了，过了10代人、20代人都知道他的祖先名字在大学里挂着。所以，一定会出现一批人愿意办大学。政府在这方面不能管得太死。 另外我还要强调一下就是学费的问题，我过去讲过一句话也是挨骂多的一句话，“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学费太低”。什么意思？世行的研究、欧洲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用低学费的办法实际上补贴的是富人，而不是补给穷人。那我们把学费适当地提高，然后规定学费多少比例必须用于助学金，这些问题就可以很好的解决。我们不要按计划经济统一的标准，就像病人，有钱人和没有钱的人看一样的医生，出一样的钱，这个结是解不开的。教育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学校都想各种办法筹集资金解决贫困生的学费问题，包括我个人，我把所有的稿费一年几万元全部设立贫困生的奖学金。我们还从企业找钱，国家一年给100万，学校还用各种办法拉公司设立以公司命名的助学金，想尽各种办法让贫困的孩子上大学。 从教育内部来讲，把教育部拆开，一个专门管中小学义务教育，另外成立一个组织，是不是更好？中国的大学像现在这样管下去，最多会变成OEM，给人家代工。很多做的不死不活，北大、清华可能支撑一阵子，但是也可能支撑不了很长，就是因为管得太死。国际经验证明，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可以独占鳌头？二战之前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在欧洲政府管得很死，法国要当一个教授要经过教育部考试，都是以政府为主。而美国是靠竞争，各层次的大学分开，有州立的、市立的，还有私立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研究型的和非研究型的都分开。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大学分不开层次，我就不要你的人，只要自己的人，都是自我循环。而美国的情况是，越这样越活不下去。在哈佛大学拿不到终身教职的人其他大学抢着要，因为总比自己原来的要好，这样才有人读你的大学。所以，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要本着推进竞争机制，废除政府管制这样一个方向往下走，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无论怎么修修补补，可以把学费都免了，我保证会越来越糟糕。这个学费都哪去了？都出国去了。如果我们自己做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大学、甚至高中就出国了。现在大家看，北大录取了，香港大学录取了，人家宁愿去香港大学，也不来北大。对于我们做大学的人来讲，危机感很强。我们大学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如果不放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考虑，我们这样做肯定会出问题的。
张路雄：现代化、市场化下的中国教育体制 我讲的题目是“现代化、市场化下的中国教育体制”，这是我研究教育问题的角度，我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我在研究中形成一个概念：现代化进程对中国20多年教育体制的发展主要是正面的影响，而市场化改革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负面的影响。这主要与教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点有关，教育属于公共品或者是准公共品。公共品、准公共品实质上是和市场经济的规律背道而驰的。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教育体制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且造成的主要是负面影响。 我归纳了三类问题： 第一，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教育的不平等问题。这个不平等现象是非常突出的。刚才
第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讲的基层民主，我起了一个名字叫“单位内部的民主制建设”。所以，不涉及各级政权机构，省、市、县、乡不搞这些，先从单位内部的民主制做起。我觉得尤其是要抓两点，都是在高校里面，一是大学一把手的任命制度。在坚持现在党管干部的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做一些改革。就是把一把手的任命权取消，可以任命副职，但是一把手绝对要由这个单位的人选举产生。可以任命副职，空降下来，到这参加正职的选举，上级党委可以有否决权，但是没有直接任命权。我们现在所有的公办单位，不论事业单位还是企业里面都是如此，一把手的负责制最后形成一个局面，就是单位内部的腐败简直是无以复加。尤其是人品差的人，把单位搞得一塌糊涂。一把手可以一个人一手遮天下，为所欲为。所以，在没有大的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条件下，能不能先搞单位内部的民主建设？二是在高校里先推行“教授治学”制度，不是“教授治校”。主要是把
杨东平：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我介绍一下对教育改革的想法。教育领域也有一场争论，就是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和医疗领域很相似，但医疗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公论，教育领域是争论不休。基本两派，教育部是“好得很”，民间和舆论则是“遭得很”，一片骂声。 日前教育部长、教育部发言人大谈成功。他们对教育改革成功的评价依据是数量规模指标，即95%的人口普及义务教育，20%的高等教育是毛入学率，是发展性的指标。教育规模的扩大通常意味着教育机会的扩大，所以数量、规模的增长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几乎没有人看不到，也没有人会否定。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教育的数量和规模极大地发展、老百姓的教育机会极大地增加之时，他们反而有更多不满和抱怨？也许，首先应当反思的正是这种评价指标。正如我们习惯于用人均GDP衡量社会发展，将经济增长视为社会进步的同义词；教育发展的数量、速度、升学率也被人称之为“教育GDP”。这一指标是有重大缺陷的。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对此专门加以批评：这种“总量-人均”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它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重总量而漠视分配，它假设总量是在人群中平均分配的。它在现实中的导向，就是单纯追求总量的最大化而不计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 显然，我们不仅要关注结果，也要关注过程。老百姓对教育满意与否的评价，不仅在于是否能上学、是否上得起学，还来自于对教育品质的感受。当我们学校的硬件越来越先进，出现了许多豪华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之时；教育的软件、教育的品质是否改善？如果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来衡量，我们及格吗？近年来，基础教育的气氛日益恶化，应试教育和择校竞争，致使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课外补习成风，炽烈的奥数热、考证热严重影响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据教育部公布的200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结果，与2002年相比，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继续呈现增长趋势，但体质状况却整体下滑。学生的爆发力、力量、肺活量等体能素质继续呈下降趋势，而学生超重及肥胖增多，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小学生为32.5%，初中生为59.4%，高中生为77.3%，而大学生达80%。这是中小学严重的应试教育的必然后果。调查显示，有57.6%的中小学生因“学习压力大”而苦恼，相当多的学生厌学情绪严重，心理健康堪忧，相当多的中小学生难以保证必要的睡眠时间。国家教育部从80年代以来每4年做一次青少年体质监测，每况愈下，这一项是成功还是不成功？至于讲教育公平，教育收费、教育品质、教育滑坡等等，问题就非常多。 第二个评价是关于教育市场化或者是“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专有名词，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大家在很不相同的词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教育部自2004年以来强烈声明反对“教育产业化”，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倡过“教育产业化”。确实，官方的文件里从来没有“教育产业化”这五个字，只有四个字“教育产业”，就是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教育部认为彻头彻尾，彻里彻外才叫“化”，所以没有提倡过教育产业化。但是，老百姓对教育产业化的声讨并不是来自名词解释，而有充分的理由。舆论中的“教育产业化”是泛指在教育领域简单地引入市场机制，把学校变成营利性的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有违教育规律的乱相。教育高收费、乱收费，成为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学校教育由传统的“道德源泉”、“清水衙门”变为社会舆论中的“腐败重地”、“暴利行业”。教育支出成为城乡居民最大的支出，不少农民家庭供养一个高中生、大学生，经济就破产了，出现了“因教致贫”、“怕子成龙”的现象。许多城市家庭也难以承受高昂的教育费用，孩子上小学、幼儿园动辄数万元。当他们享用扩大的教育机会时，怎么能不骂娘呢？人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经济不发达时，我们无须为孩子上学而发愁？经济发展了，教育费用却昂贵到离谱的程度，接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家长经济能力和社会关系的竞争，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但是，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有所不同，它分成两个不同的类别，一个是义务教育，一个是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中以上的高等教育。这两个不同范畴，政府和市场的职能是很不相同的。在世界各国，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来提供。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而我们多年来视为老百姓的义务。在义务教育阶段当然也有民办教育，但所占比例较小。总的来说，中国的情况是在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应当由政府包下来的义务教育，政府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把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向学生家长、推向市场，让老百姓自己给自己买单，这在农村地区造成的后果特别的严重。
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教育是具有产业属性的，非义务阶段的教育至多是一个准公共产品，应该通过发达的教育市场，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引入社会资金，形成由全社会共同举办的生机勃勃的教育。但是，在理应主要靠市场机制的高等教育，我们却是由国家包办，国家仍然垄断着高等教育资源。因而，时至今日，加上由公办高校举办的“独立学院”在内，民办高校在校生的规模只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10%，这还是因为近一两年发展了两百多所“独立学院”才达到的。而在大多数国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比例都要占到40-70%。
所以，从教育领域的情况看，究竟怎么加以定性？究竟是否市场化的改革？我想，也许称为“伪市场化”的改革比较恰当，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9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重心、实际的兴奋点主要是围绕着学校创收，采取的是宏观垄断、微观搞活的一种策略，允许学校各行其是，想办法创收。前提当然是国家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人均GDP的比重，从2002年3.32%的高点连续下滑，2003年为3.28%，2004年达到了近年来的新低，为2.79%，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的行政经费形成强烈反差。正是这种宏观垄断、微观搞活的政策造成了当前严重的教育乱象。 在这个过程中，发育出了一种新的类型的学校，在基础教育领域叫“转制学校”，就是由公办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比如说一所名校的初中变成“转制学校”了，每个学生一学年收5000元，这个收费标准跟北大一样，什么道理？没有道理。它摇身一变，我是民营机制了，是转制学校，就可以高收费，而且是合法的。所以，为什么关于教育乱收费，国家的统计和民间的统计相差可以一两千亿？问题就在这里。在国家的统计里这个收费是合法化，不属于乱收费，乱收费是在这个规定之外。比如规定高中可以招收20%的择校生，它招了30%，那个10%是属于乱收费。这个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教育的公益性，它建立了一个新的准则，使得用金钱购买教育机会大面积的合法化、制度化了，即所谓“钱学交易”。现在中小学的重点学校，通常有三种学生，一种是考试进入的，一种是缴费生，还有一种是“条子生”，就是靠社会关系进入的。过去分数面前的平等，学习能力的标准，或者是学术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造成了严重的不公正。 “十一五”规划对教育提了三个发展性的任务，而没有提出明确的体制改革的目标。第一个任务叫做“巩固和普及义务教育”。这次围绕《义务教育法》的修改，应该说宏观的教育公共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国家尤其是中央财政拿出很大一部分支援农村的义务教育。这次《义务教育法》修改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亮点，就是把义务教育均衡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举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举办重点班，公办学校不得转为民办等等，都是针对当前的一些弊端提出来的。 但是，要真正的从制度上遏止义务教育阶段的“产业化”弊端，涉及非常重大的利益调整。实际上现在的重点学校、地方教育局甚至地方政府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机制。因为通过招生，一个学生三万块钱，一年收入几百万，非常容易，比举办任何的产业都稳定的多，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南昌附近的瑞安一中，高一有100个班，大多数学生都是收费的。所以，资源是扩大了，但是公正性是成问题的。义务教育阶段如不进行实质性的体制变革，难以矫正上述弊端。 “十一五”规划的第二个重点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很不匹配，市场对高级技工的需求更多。因此，“十一五”期间中央花100亿来投资职业教育。但是职业教育和义务教育很不一样，不仅成本更高、更为昂贵；而且它的市场波动和风险更大，需要对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本质上它应该是更加市场化。所以，如果用现在教育局来办职业学校的模式，很多钱可能也是白花。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城市学生不愿意去上，中央政府愿意拿钱，但是没有人愿意上学。真正希望接受这种教育的是农民工子弟，但是他们又上不起，因为上一个中专是非常昂贵的，要交几千块的学费。所以，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个良好的愿望，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创新的话是很难实现的。
第三个目标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个提法在我们过去所有的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十一五”中提出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我认为这句话意味深长，回答了一个争论：高校扩招以后高等教育的质量是否滑坡？很多研究都认为没有滑坡，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质量观，要树立新的质量观等等。实际上无论从学生还是劳动力市场的反映，问题已经很明显。大量的毕业生就业难，固然有高校急遽扩张、速度太快造成的后果；也与培养的人才在规格、学科专业、教学内容等等方面不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关。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一方面是针对高等教育的质量滑坡；还有一个新的更高的追求就是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更为困难。如果高等学校还没有确立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严重的官本位和计划学术，还想要参加国际竞争，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的目标和管理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 这一切，都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而不是我们过去10年那样以经营创收为中心、所谓的单纯财政视角的改革。教育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令人遗憾的是，和其他领域很不一样，教育体制改革至今仍没有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医疗体制改革不论是否成功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教育乱象，教育部要整治的也只是一些乱象，但乱象只是表面，制度性的原因、制度建设的目标都没有被提出来，没有被启动。这是现在最需要呼吁的，怎样建立一个公共政策的启动机制。 首先，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应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更大程度地开放教育资源和教育市场，打破教育垄断，促进民办教育发展，试行公立高等学校转制。试行公办高等教育转制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搞了很多的转制学校，但是真正需要转制的高等学校却没有转制。在很多省，由于高等教育扩张，高教经费已经难以为继，如山东的省属高校，生均培养经费已经从扩招前的六七千元左右降到了现在的二三千元，质量就很难保证。事实上，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有能力包办高等教育。假如能把1/3左右的高等学校通过股份制改造或者其他的方式转为民营机制，就可以省出非常多的钱，可以有效的改善义务教育，从制度上解放教育生产力，破解教育经费之迷局。 另一方面，恢复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规范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行为，通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从源头上治理高收费、乱收费，从制度上解决“教育产业化”问题。 此外，需要改革教育行政制度，推动政府依法管理教育。通过分散和下放管理权力，理顺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建立学校的自主性，促进办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化。通过政事分离，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破除官本位、行政化和“计划学术”的弊端。学术和政治关系的问题不解决，在高等学校如果不建立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没有应有的位置，而是日益严重的官本位、行政化、计划学术，那么，我们雄心勃勃的追求将难以实现。
杨启先：增加共识 化解矛盾 今天开了一天讨论会，大家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在这里，我也想讲一点个人的看法。 近一段时间以来，确实出现了一种对改革争论的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改革是个新事物，没有一套成熟的经验与方法可以遵循。所以历来就有争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几乎每隔几年就有一次争论。这次争论为什么是必然的呢？因为改革走到现在，明显出现了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改革进入了一个很艰难的阶段。就是好改的过去都改了，不好改的或者很难改的基本还没有解决。最突出的就是权力利益的深刻调整，主要包括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等等，推进起来确实很困难。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改革很重要，但实际上很难推动，因为涉及到权力利益的深刻调整，谁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二是，改革走到现在，尽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速度世界第一，但在经济社会生活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矛盾。最关键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效益、效率还很低。经济虽然发展了，但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难以为继。这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第二，分配差距确实太大，或者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配不公。不管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个人收入差距都太大，有的可以说已达到了在世界上都相当大的程度。比如城乡差距，我们在世界上已经进入倒数第几位；个人收入差距按基尼系数有的说是0.45，有的说还不止0.45。 第三，腐败现象相当严重，而且打不胜打、防不胜防。尽管我们搞了很多次反腐败，中央也一再作出相关决定，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单位或者领导说过，我们的腐败基本已经被遏制住了，实际上很多地方还在发展。
这样，当然会引起大家对改革的反思。所不同的是究竟怎么反思？这些问题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大家反思的可能不一样。一种认为，这些问题就是改革造成的，没有改革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另外一种则认为，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改革还不到位的结果；甚至可以说不改革，这些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因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都要经历这样一种阶段。从其他国家来看，确实也有这种现象。比如分配差距的扩大，很多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一个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然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进入逐步缩小的过程。比如腐败现象，很多国家都经过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腐败阶段，如美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也是相当腐败的。还有环境的污染，发达国家几乎都经历了这个阶段，只有南朝鲜我们听到这方面的情况比较少。日本的情况我们在报上都看到过，70年代时在东京上街都要戴上空气净化器，而且街上设有很多专门卖新鲜空气的吸氧站。英国在60年代初，泰晤士河可能比苏州河还臭。议会大厦就在泰晤士河边，开会的时候都要把窗户关起来，因为那臭味实在太难闻。但夏天又很热，要开窗户，就用厚厚的窗帘档着，而且窗帘还得用漂白粉先漂了，这样闻到的就是漂白粉的味，不是臭味，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可能都有这样的过程。不过，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理念上很明确就是要分配公平，为政清廉，时时都要为人民造福。但实践中却出现了这样明显的反差，人们的反映当然也会比较大。
因此，应当看到，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考虑，通过我们的讨论，最好能达到两个结果：一是怎么提高共识，就是都充分认识到，改革还必须要继续，现在对于深化改革的共识确实出了点问题。二是怎样化解矛盾，比如环境、经济效益的问题，分配差距问题和腐败的问题。讨论最好能达到这样两种效果，或者能够在这方面起点作用。至于怎么取得共识呢？必须分析一下，现在对改革持些不同看法的同志，不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对市场取向改革与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有质疑的，可能年龄较大的同志比较多，到现在思想还没有转过来。前些年改革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们不说什么，现在出现这么多矛盾，他们必然要进行批评，这可以理解。第二种情况是，从改革以来，切身利益确实受到了影响的，如城市的一些下岗和失业职工，农村一部分失地的或者收入很低的农民。第三种情况，从网上来看，主要是一部分年纪比较轻的同志，对我们过去的历史并不太了解，特别是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那种鲜明对比没有深切的体会。比如对50年代的“大跃进”，经济一片混乱，他们没有经历过的；60年代初，全国经济崩溃，很多人吃不饱、饿肚子的情况，他们没有经历过；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所以现在看到这些问题，就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也是很正常的。
那么，怎么达到共识呢？我认为首先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谈改革，关键谈两个方面：一是谈改革的重要性，不改革绝没有出路。不改革，就会像邓小平同志讲的那样，肯定是死路一条。不改革，肯定是苏东那种灾难性的后果。另外，还要理直气壮地谈改革的成就。要用事实来说明我们这些年的改革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经济确实搞上去了，使全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比改革开放前大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绝对贫困人口由过去2亿多减少到了几百万，等等，使大家能清醒地看到并进一步去了解这些成就。与此同时，也可以讲改革确实存在很多不足、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些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才出现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突出矛盾。从而取得大家的理解，特别是一些比较年轻同志的理解，并达到必要的共识。至于对第一种情况的同志，在短期内要取得这种共识可能还比较难，因为在观念上往往还有分歧，但也没有关系，可以保留他们的意见，继续发表他们不同的意见，这对整个改革来讲是有好处的。因为，从他们提出的问题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改革的某些不足，有助于提高我们的预警性和加快解决这些问题的决心。所以，必须理直气壮地宣传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改革已经取得的成就。不改革，绝对没有这样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已经占世界的第四位，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在政治上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不管哪一个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不戴有色眼镜、实事求是来看问题，对中国的改革都是充分肯定的。这是一方面，就是不要回避，不要害怕说改革的成绩，要理直气壮地说。 第二个建议，就是怎么想办法化解矛盾。化解矛盾，最关键的，我认为就是要下决心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个是解决腐败严重的问题。分配不公的问题，我认为改革以来确实在这方面没有加以很好的注意，但也不能叫失误，这个责任不在群众，甚至也不在改革，主要在于我们政府必不可少的一套宏观调控制度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当前解决分配不公，首先应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不从根本上调整这个关系，只是调整后面的某些关系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首先是这个大的分配关系非常不合理，如2005年我国的投资率达到了48%，按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家统计局公报是18.2万亿，投资为8.8万亿。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积累，积累率已经超过50%，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太高了。由于投资率或者说积累率太高，消费率必然就太低，分配给群众的消费基金就太少，群众的收入水平就上不去，购买力就明显不足。其结果，就必然会出现产能过剩，许多消费品卖不出去。在国内卖不出去就只好想办法低价出口，拿到国际上去销售，就必然会产生很多国际贸易纠纷。我们提出要扩大消费，已经说了多年，但到现在消费也没怎么扩大，关键就在于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关系长期没处理好。因此，要化解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当前首先要解决积累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这个比例安排好了，消费基金扩大了，才有条件把消费基金增加的那部分，尽可能地向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倾斜，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人收入差距就可以缩小。这样，我刚才讲的第二种情况对改革不太理解、意见比较大的人，包括下岗工人、农村过低收入的人与城乡一些弱势群体，不满意的情绪就可能会大大降低，对改革的拥护和支持的程度就会大大提高。而且，我们现在这样做也有着较好的条件。因为，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很快，总额现在已经超过3万亿元。通过对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改变国家的财政开支过去除解决吃饭以外，把钱主要都用于扩大生产性建设投资的办法，导致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廉租房或者廉价房供应不足，群众在教育、医疗、买房方面负担普遍过重。如果在财政开支里面，想办法把用于生产性投资的部分大大减下来，将生产经营方面的国家投资，转为更多地利用社会资金和个人资金来解决。而且我们现在也有解决的条件，如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超过14万亿，完全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然后，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把钱更多地拿来搞社会事业的发展。这样，对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意见就会大大减小。因为这些方面的资金供给，国家负担的比例扩大了，个人负担的比例缩小了，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的问题随之也就可以大大缓解。 另外，对有关这几个方面的改革，我认为也不宜轻易地全盘加以否定。现在有的同志说，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住房改革都基本上失败了，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应当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为什么？可以用一些数字和例子来说明，比如，住房制度改革最明显。我记得很清楚，刚解放的时候即建国初期或者建国前夕，我国城市人均住房按居住面积计算大约是8平方米，经过近30年的经济建设，由于我们基本上没有建多少群众的住房，而城市人口又大大增加，到1978年人均居住面积只剩下约4平方米，有的统计是3.9平方米，下降了一半。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积极扩大居民住房的建设，但仍然采取行政分配的老办法，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房改以前，人均居住面积大概也就8-9平方米，基本恢复到了建国初的水平。但从90年代后期到现在，仅仅经过七八年的时间，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20平方米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1-2平方米的速度增长。这能说改革失败了吗？改革没取得成果吗？
教育改革也是如此，当然，在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当中，如果有这种指导思想是不对的。就是为了单纯减轻国家负担，想把“包袱”都甩给市场。但据我所了解，在改革的文件当中从来也没有这样讲过，即使有这种倾向，也是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抛开这个问题来看，教育改革的成绩也比较大。当然也有缺点，就是我们讲了多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进得太慢，一直到最近中央才下决心，到2010年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确实滞后了。还有，乱收费的现象相当突出，需要纠正。但从教育的规模、入学人数看，包括中学，特别是大学，都是大幅度上升的。2001年，我们的在校大学生还只有1000万人，现在已经超过了2000万，世界第一；适龄入学率上升到20%左右，也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水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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